于冬谈主旋律创作：观众不是学生，电影不是课堂

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，贵州省委宣传部携手博纳影业集团等为观众献出了电影《四渡》。这部由徐展雄执导，刘烨饰演毛泽东，王雷饰演周恩来，王志飞饰演朱德，于适饰演红军战士赵德发的电影，6月26日与全国观众见面。

电影《四渡》6月26日与全国观众见面。

作为博纳影业掌门人的于冬认为，作为电影人，自己有责任用今天的影像技术将那段烽火岁月真正在大银幕上“活”起来。“‘四渡赤水’的精神跟当下时代太契合了——每个人都会遇到困境和围堵，‘四渡赤水’告诉我们的就是：绝境中不要放弃，只要心怀信仰、灵活应变，就一定能找到希望的‘渡口’。”

这十几年，博纳影业一直在主旋律商业电影赛道上深耕，出品了“山河海三部曲”（《智取威虎山》《湄公河行动》《红海行动》）、“骄傲三部曲”（《烈火英雄》《决胜时刻》《中国机长》）、“中国胜利三部曲”（《中国医生》《无名》《长津湖》系列）等一系列叫好又叫座的作品。

但近几年，主旋律商业电影也面临新的市场环境和观众审美的改变，一些作品在市场上也遭遇了挑战，于冬对于这个问题也有过反思和总结，在他看来，不是观众对主旋律题材本身产生了审美疲劳，而是观众对“套路化的表达”疲劳了。过去几年，主旋律大片确实出现了一些同质化的倾向，包括阵容庞大、大场面、强情绪等等，这些东西看多了，观众自然会审美疲劳。“所以，不是主旋律不能拍了，而是要用新的方式去拍。过去那种‘大场面+强煽情’的套路已经不够用了，观众需要的是真诚、是创新、是质量，而不是贴标签式的表达。尊重观众，不把观众当成被教育的对象，不居高临下地说教，不用强行灌输，你的诚意到了，观众自然会感受到。”

于冬在《四渡》拍摄现场与主创交流。

在于冬看来，主旋律创作不是一种题材的选择，而是一种立场的选择。创作者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去讲述中国的故事，只要这个立场是对的，题材可以千变万化，表达可以不断创新。于冬说，这条路，他会一直走下去。

《四渡》：用新电影语言吸引当代年轻观众

之前博纳影业出品的主旋律商业大片，一般会选择中国香港导演来执导，这次《四渡》却找来了内地年轻导演徐展雄操刀。于冬之前看过徐展雄拍的《革命者》，那部电影让他看到了导演身上的两个特质：一是对历史有敬畏心，导演会花大把时间去研究史料、理解人物的内心世界；二是导演有年轻化的叙事语言，能用今天的视角去讲过去的故事，“这一点特别重要，也是我们需要的，”

于冬还拉来了老搭档刘伟强导演做监制。刘伟强在战争大场面的调度上经验非常丰富。他和徐展雄，一个负责战争戏的恢宏气势，一个负责人物情感的细腻表达，互补得非常好。另外，于冬还邀请来美术指导霍廷霄，摄影指导邵丹，他们都是拿过金鸡奖的优秀电影人，也都是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和校友，这样就凑齐了“学院派+实战派”的组合，既能保证历史严谨性和制作水准，也能跳出传统战争片的叙事套路，希望能给观众带来全新的观影感受。

《四渡》全片有32个取景地、107个场景，全部在贵州完成。

2025年1月，在贵州相关部门的支持下，电影《四渡》在贵州遵义正式开机，实景拍摄，4月杀青，拍摄时间与历史上“四渡赤水”时间线基本重合，复刻当年的环境。在于冬看来，如今的特效已经足够发达，绿幕可以模拟一切，但有些东西却是给不了的。他举了一个情景——娄山关大捷之后，毛主席创作的《忆秦娥·娄山关》里描述的“西风烈，长空雁叫霜晨月”，还有“苍山如海，残阳如血”，这是毛主席当年亲眼看到的风景，亲眼看到和用特效做出来，传递给人的情绪是完全不同的。“主创拍到了那个画面，演员站在毛主席当年亲眼看到的风景里，那一刻他们的表演是真的会打动人的，我相信观众看到的时候也一定会被打动。”

《四渡》全片有32个取景地、107个场景，全部是在贵州完成，剧组上下为了这部电影真正重走了当年红军“四渡赤水”的路线。有句谚语形容贵州的气候和地形特点：“天无三日晴，地无三尺平”。于冬回忆，剧组在拍摄期间几乎遇到了所有的极端天气，包括贵州特有的“凝冻”奇观，气温骤降、山路结冰，拍摄器材运不上去，人走路都是打滑。导演徐展雄后来跟他说，这可能是他拍过的最难的一部戏。但全剧组没有一个人抱怨过，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，自己吃的这点苦，跟当年红军将士们吃的苦相比，连万分之一都不到。

如今距离长征历史已近一个世纪，如何用新的电影语言吸引当代年轻观众，是创作团队一直在思考的核心问题。于冬注意到，“四渡赤水”虽然发生在90多年前，但多年来，这段历史在网上一直被网友不断地拿出来分析盘点，网上有相关的沙盘推演，还有很多军迷朋友都在解读这场战役。1983年版的《四渡赤水》也有很多观众在重温，这就意味着这次剧组必须想办法更新叙事的视角，用年轻人感兴趣的方式重现那段历史，也让更多人能看懂这场战役的精妙之处。

于冬说，导演做了很多新的尝试，比如在叙事上尝试采用了“双雄博弈”的视角——电影里，毛主席和蒋介石隔着一幅地图在对弈，仿佛处在同一空间，其实是在隔空斗智，这样的对比让观众能更直观地感受到这场战役的智谋较量。另外团队还创作了一个原创角色，就是于适饰演的红军战士赵德发。他不是某个具体的历史人物，而是那个时代无数红军战士的缩影。当年的红军战士平均年龄不足20岁，甚至只有14-16岁，他们也有恐惧、有挣扎，但在信仰的支撑下选择了无畏前行，这和今天面临生活困境的一些年轻人是有共鸣的。

于适在《四渡》中饰演红军战士赵德发。

在于冬看来，技术只是手段，真正打动观众的还是故事本身的情感力量。当年那群年轻人在绝境中没有放弃，靠着智慧和信念杀出了一条血路。这种精神，在90多年后依然有着能够击中人心的力量。

于冬希望《四渡》能成为一部“留得下来的电影”。就像当年拍《长津湖》时他说的：这部电影不光是拍给今天的年轻人看的，也是拍给50年后的年轻人看的。长征精神不能只停留在口号里，不能只是课本上的几段文字，它应该是可感、可触、可学习的精神力量。对行业来说，于冬也希望这部片子能证明：中国电影人有能力用现代的电影语言讲好自己的历史故事。不用去模仿谁，也不用去讨好谁，踏实拍好中国人的故事，一样能拍出让观众心潮澎湃的作品。

博纳主旋律创作经验：心怀敬畏、尊重规律

2014年，博纳影业将红色经典故事《智取威虎山》搬上了银幕。筹备这个项目时，有很多人劝过于冬，说这种红色经典碰不得，拍好了是应该的，拍砸了是要挨骂的。但于冬觉得，“做电影的人如果前怕狼后怕虎，那就什么都别做了。”《智取威虎山》是于冬这代人从小看了无数遍的样板戏，杨子荣智斗“座山雕”本身就有很强的戏剧张力——打入匪巢、斗智斗勇、里应外合。“这不就是一个天然的动作片剧本吗？为什么不能用今天的技术和叙事方式重新讲一遍？”于冬去找了徐克导演，徐克看完剧本之后特别兴奋，因为故事里有他喜欢的“侠”的精神，这种孤胆英雄的气质，在任何时代都是打动人的。

当时很多人对“红色经典+商业大片”的组合存疑，于冬却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最后的结果是，《智取威虎山》以8.8亿票房成为当年贺岁档票房冠军。于冬觉得，这部电影最大的意义不是赚了多少钱，而是验证了一件事：主旋律电影可以用商业类型片的方式去表达，观众是买账的。从那天起，于冬就坚定了走商业主旋律影片这条路。

之后，博纳影业一直在商业主旋律这条赛道上不断探索，拍出了一系列口碑和票房双丰收的作品。于冬回头看博纳影业这些年拍摄的作品，其创作理念确实是一步步进化来的。

在于冬看来，“山河海三部曲”（《智取威虎山》《湄公河行动》《红海行动》）更多是在探索“类型化”，把主旋律题材放进成熟的商业类型片框架里，动作片有动作片的拍法，警匪片有警匪片的拍法。这个阶段解决的是“好看”的问题。

到了“骄傲三部曲”（《烈火英雄》《决胜时刻》《中国机长》），博纳开始更多关注真实事件和平凡英雄。这些电影都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，主角不是超级英雄，而是消防员、机长、乘务长这样的普通人。这个阶段解决的是“共情”的问题，要让观众觉得，这些人就在我们身边。

再到“中国胜利三部曲”（《中国医生》《无名》《长津湖》系列），博纳追求的是工业水准+精神高度的双重突破。《长津湖》用了三位导演同时拍摄，86家特效公司参与后期，在电影工业化层面达到了一个新高度。同时精神表达也比过去更深入，不再只是单纯的“打胜仗”，而是追问“为什么而战”“奉献和牺牲的意义是什么”。

从上至下分别为博纳出品影片《智取威虎山》《中国机长》《长津湖》剧照。

至于这个过程中博纳做对了什么，于冬认为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，如果非要总结的话，就是八个字：心怀敬畏、尊重规律。

“心怀敬畏”就是对历史、对题材、对观众有敬畏心。不管拍什么题材，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先去深入了解。拍《湄公河行动》的时候，创作团队去一线采访缉毒警察；拍《中国医生》的时候，团队深入武汉各大医院了解抗疫一线的情况；拍《四渡》的时候，主创重走了红军当年的长征路线。这些“笨方法”就是博纳多年来的经验，必须走这条路，没有这种深入，就拍不出真实感。

“尊重规律”，就是尊重电影的创作规律。观众买票进电影院，第一需求是“好看”，如果连故事都讲不好，人物都立不住，想通过电影表达什么都是无效的。讲好中国故事，就是要把主流价值观跟故事融合，而不是“贴”在故事上。爱国主义、集体主义、英雄主义这些精神内核，要通过人物的命运、情节的推进、情感的积累去传递给观众，不用强行灌输，你的诚意到了，观众自然会感受到。“尊重观众，不把观众当成被教育的对象，不居高临下地说教，只用真实的故事、鲜活的人物、精良的制作去打动他们。”

【对话】

电影公司不能只会做一种菜

新京报：如何平衡影片的“叫好”与“叫座”始终是个难题。在项目策划初期，你如何判断一个主旋律题材具备商业潜力，有哪些具体的评估维度？

于冬：首先看这个故事有没有普世的情感共鸣点，不管是家国情怀、兄弟情谊，还是对正义的追求、对生命的敬畏，这些情感是不分国界、不分时代的。如果能找到这个共鸣点，故事就有了基础。接下来就看故事有没有“真实的力量”。我特别喜欢做基于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，因为真实本身就带有一种无法替代的力量。《中国机长》里刘传健机长说的那句“敬畏生命、敬畏职责、敬畏规章”，不是编剧写出来的，是他亲口告诉我们的。这种源于现实的力量，是虚构故事很难达到的。第三点就是看故事本身有没有不可替代性，这个故事只有在这个时间节点讲才有意义。《四渡》就是最好的例子，这个题材本身就有不可替代的时代价值。我觉得这三点是一个故事能否吸引观众的基础，至于商业潜力，还要看市场时机，看档期，看竞品，看观众的当下心态，要考量的因素还是很多的。

新京报：主旋律电影容易陷入说教刻板印象中，博纳是如何在“宏大叙事”和“个体命运”之间找到情感共振点的？

于冬：“宏大叙事”提供的是历史背景和精神高度，但真正让观众落泪的，往往是一个小细节。我们在创作中始终坚持：大处着眼，小处落笔。所以我们这几年的作品，主角都不是传统意义上高高在上的英雄形象，大部分是普通人，有恐惧、有牵挂、有挣扎，但在关键的时刻选择站出来。这个切入点之所以有效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观众从这些普通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

新京报：从《红海行动》到《长津湖》，博纳在电影工业化方面积累了哪些经验？这些经验如何应用在《四渡》的拍摄中？

于冬：电影工业化听起来是个很大的词，说白了就是“用专业的方法拍好电影”。我们之前有拍摄《红海行动》《长津湖》等主旋律大片的成功经验和积累，主要体现在制片管理的精细化和军事题材的专业化上。这些经验在《四渡》里都用上了，从战役时间线到战术部署逻辑，从部队徽章样式到战士服装质地，每一个细节都请军事专家把关，参与本身就是对历史最大的尊重。

影片《四渡》中，从部队徽章样式到战士服装质地，每一个细节都请军事专家把关，参与本身就是对历史最大的尊重。

新京报：博纳出品的《长津湖》系列以近100亿票房将新主流电影推向了新的高度，但这种投资规模、演员阵容可能之后很难再有了，之后的主旋律电影在投资规模、题材选择上会有什么变化？

于冬：《长津湖》确实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——三大导演联合拍摄、超大规模的制作、全行业的合力托举，那个时机、那个阵容，以后确实很难复制了。但我觉得这不是坏事。电影产业需要顺应时代，需要多元化发展，整个生态才会健康。而且大家也看到了，观众的审美变化非常快，过去那种“大场面+强煽情”的套路已经不够用了，观众需要看到的是更真情实感的叙事和更真实可信的人物。

新京报：近年来电影市场与观众口味变化迅速。博纳在2025年春节档的《蛟龙行动》遭遇了市场挑战，公司也面临业绩压力。你如何看待当前主旋律大片面临的市场新环境，是观众的审美疲劳，还是传播方式发生了变化？

于冬：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有过反思和总结，我觉得不是观众对主旋律题材本身产生了审美疲劳，而是观众对“套路化的表达”疲劳了。过去几年，主旋律大片确实出现了一些同质化的倾向，包括大片阵容、大场面、强情绪等等，这些东西看多了，观众自然会审美疲劳。再加上短视频、短剧等新媒介的冲击，观众的注意力越来越分散，对内容的要求也越来越高。所以不是主旋律不能拍了，而是要用新的方式去拍。观众需要的是真诚，是创新，是质量，而不是贴标签式的表达。

新京报：面对挑战，博纳提出了向电影、短剧、中长剧全赛道布局的战略。这是否意味着公司对单一依赖“重工业”主旋律大片的模式在进行反思和调整？未来在内容上会如何拓宽边界？

于冬：确实在做调整，但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一些原有的赛道。中国电影市场始终需要百花齐放，需要优秀的小成本影片，也需要头部大片去拉动市场、去展现电影工业的水平，这个方向不会变。但与此同时，我们也要认清一个现实：现在观众的观影习惯在发生变化，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花两个多小时坐在电影院里看完一部电影，但在手机上看一集十几分钟的短剧，已经成了日常。电影公司如果不去拥抱这些变化，就会被时代淘汰。所以拓展更多的内容形态和题材类型，包括关注AI影视、科幻等新的领域，也是我们目前正在探索的方向。拓宽边界不是为了追逐热点，而是为了给观众提供更多元的选择。电影公司不能只会做一种菜。

在于冬看来，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了，我们不能闭门造车，更要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的故事、中国人的情感、中国人的精神面貌。

新京报：你曾透露博纳会推出“海外三部曲”，包括中国企业家在华尔街的故事，以及隐蔽战线斗争的故事。目前“海外三部曲”进展到什么阶段了？

于冬：“海外三部曲”是我们计划推进的项目，但这类题材的创作难度比想象中大得多，因为涉及金融、跨境、文化冲突等多个维度，包括隐蔽战线斗争的故事更是敏感而复杂，剧本打磨了很多稿，目前还在积极推进中，因为要在尊重事实和保护隐私之间找到平衡，确实需要下很大功夫。所以我们不打算急于求成，毕竟好故事是需要时间打磨的，不能为赶进度而降低标准。

新京报：博纳在AI影视业务上已有布局，如《三星堆：未来往事》等项目。新技术如何赋能主旋律大片的创作和生产？你如何看待AI带来的机遇和挑战？

于冬：AI技术对影视行业的影响，我觉得才刚刚开始。在制作层面，AI确实可以极大提升效率，比如剧本的辅助写作、分镜的快速生成、特效的智能处理，这些都会让电影生产的周期更短、成本更低。但说到创作的核心，比如故事、情感、人性，这些东西是AI替代不了的。AI可以帮你计算什么样的情节最受欢迎，但它无法理解一个母亲失去孩子时的痛，无法体会一个战士在绝境中选择牺牲的勇气。好的电影之所以打动人心，恰恰是因为这些无法被算法量化的东西。所以我对待AI的态度始终是：积极拥抱，但不盲从。电影的灵魂，始终是人的情感和思想。

新京报：作为中国民营电影企业的领军人物之一，你如何看待中国电影“走出去”的瓶颈与突破点？

于冬：我觉得最大的瓶颈不是制作水平的问题，因为目前中国电影的制作水平已经毋庸置疑了，所谓的“瓶颈”可能更多体现在文化差异上。中国电影讲述的故事往往有很强的本土背景和情感逻辑，国外观众理解起来有门槛。而好莱坞电影之所以全球通行，是因为他们讲的是更通用的故事框架，比如个人英雄主义、拯救世界、爱情至上等等。所以我们要走出去，不只是单纯把自己的故事原封不动地端出去，还要思考如何找到跨文化的情感共鸣点。但不管多难，这条路必须走。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了，我们不能闭门造车，更要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的故事、中国人的情感、中国人的精神面貌。

新京报：博纳坚持做主旋律大片这些年，支撑你一直走下来的动力是什么？

于冬：观众的喜爱和支持，同行的理解和认可，以往成功作品不断被更多人看到和认可，这些都是我的动力。我在这个行业二十多年了，经历过很多次“低谷”和“寒冬”，每次觉得过不去的时候，都会想想之前做成功的那些片子，然后会想起跟那么多优秀的电影人一起同甘共苦过的日子，想到每次观众给我的真实反馈。有很多小故事我至今都记得，比如《长津湖》当年上映的时候，有很多年轻观众说自己看了电影才知道“冰雕连”的故事，看完电影回去查资料，越查越震撼；还有观众感谢我们拍了这部电影，让他们知道了家中父辈曾经经历过什么。

包括这次拍《四渡》，每次我去片场，刘烨、王雷、于适都会拉着我聊天，跟我讲他们对这段历史的理解。饰演周恩来的王雷跟我说，他在化妆间第一次完成周恩来长征时期蓄须造型的时候，对着墙上那张周恩来蓄须明志的历史照片看了很久，看到眼睛湿润，那一刻他觉得他接近了这个人物。听到他说的时候我也深受触动。就是这些细节一直在打动我，也是支撑我走下去的动力。不是票房数字，不是行业地位，而是电影本身带来的那种不可替代的价值。我希望等我不做这一行的那一天，回过头来看，能说我参与制作的那些电影，有一些是真正留下来了、影响了人的，那就够了。

新京报：未来博纳在主旋律题材创作上，还会布局哪些新的方向、新的题材，继续深化主旋律商业片的探索？

于冬：未来的方向，我用三个词来概括：拓宽、下沉、创新。

“拓宽”是说题材的多元化。主旋律不等于战争片，也不等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。平凡生活中的英雄、各行各业中的坚守、中国人在海外的奋斗故事，这些都是主旋律可以也值得去表现的领域。我们已经在策划一些现实题材的作品，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和选择。

“下沉”是说内容形态的多样化。除了大银幕电影，我们也会尝试用短剧、中长剧等形式去讲述主旋律故事，让更多的年轻观众能够接触到。

“创新”是说表达方式的年轻化。主旋律电影不能固守原有的创作思维，要不断吸收新的叙事手法、新的技术手段、新的美学风格。就像这次我们在《四渡》中做的那些创新尝试，未来还会继续探索。

说到底，主旋律创作不是一种题材的选择，而是一种立场的选择。你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去讲述中国的故事。只要这个立场是对的，题材可以千变万化，表达可以不断创新。这条路，我们会一直走下去。